1959年夏日，庐山会议在我国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资深同志提议，将该会议纳入《杨尚昆回忆录》之中，这一建议亦得到了杨尚昆同志的首肯。

1996年12月，1997年3月及5月，杨尚昆同志先后三次与我们深入交流，探讨庐山会议的前因后果。

他说，身为庐山会议的正式代表，同时担任会务工作的总领队，我理应对此次会议发表数语。

推迟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

杨尚昆当时对于此事并无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在探讨庐山会议第一阶段——即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题时，他经过分析得出，即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正“左”倾错误的初衷亦难以达成。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首次召开之后，毛泽东同志紧接着主持了一系列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并解决“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所显现出的种种问题。

1959年6月4日与5日，中央书记处接连两日举行会议，对当年的工业生产目标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议结束后，我前往毛泽东的住所进行汇报。在交谈中，毛泽东向我阐述了他对当时形势的独到见解。随后，他指出，中央已就农村及市场问题作出具体指示，而将这些指示落到实处，尚需一段时日。

原定于6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现可延期至7月举行。他有意利用这期间外出考察，以便对局势有更清晰的把握。

6月13日，毛泽东于颐年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着重指出，计划务必落到实处，并需重视其综合平衡。

他指出，1958年实施的“大跃进”运动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并非不可克服，毕竟不经历挫折，难以学会灵活变通。1957年对指标的适度下调是必要的举措，而1956年对于冒进倾向的公开抵制则是不当的，明年的指标也应适当降低，形成一种“马鞍形”的走势。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管理农村食堂。

6月中央工作会议取消。

20日，毛泽东启程南行，翌日便抵达了郑州。

夜幕降临，毛泽东主席的秘书高智来电，提出主席有意在庐山举办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座谈会，并嘱我向中央常委各位同志征询他们的意见。

我立即向刘少奇同志汇报情况，刘少奇同志随即紧急召集会议，中央常委们一致赞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

鉴于我对庐山承办会议的具体条件一无所悉，我决定先行前往庐山，以负责相关安排事宜。而这一决定，是在22日凌晨做出的。

在上午时段，我即刻召集了相关人员举行会议，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安排进行了简要的规划与部署。

23日，我搭乘直飞南昌的航班，抵达后立即与江西省委的同事们进行了会面，随即匆忙赶往庐山。抵达庐山时，已是晚上九时有余。紧接着，我得知毛泽东主席即将返回韶山，因此会议不得不推迟至7月1日举行。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相继抵达庐山。

2日，会议正式拉开帷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19个议题，涵盖从读书学习到形势分析、从国内到国际的诸多方面。会议安排首先用数日时间对这些议题进行深入座谈，力争部分议题形成正式文件。随后，将召开两至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文件进行讨论并最终通过。

会议伊始，毛泽东便引用了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斐然、问题凸显、前景光明”的三大论断，以此作为本次会议的指导思想。

在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对于如何评估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存在显著分歧。毛泽东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出现的问题，自郑州会议以来已初步得到解决。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间的差异。

刘少奇强调，成绩要充分，缺点要深入。

部分同志主张对“大跃进”所取得的成果给予肯定，然而，其所暴露的不足、错误及其引发的后果，实则远超预期之严重。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坦诚地认识到指导思想的失误，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纠正。

部分同志却倾向于避谈自身的不足与经验教训，甚至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抑制他人对问题的揭示和意见的提出。

随着讨论的不断推进，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之声日渐增多。

尤其是在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信件之后，关于是否坚持“三面红旗”的争议愈发激烈鲜明，多数人倾向于赞同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提出的观点。

青年彭德怀

在这段时间里，李锐曾就彭德怀的《意见书》征求周恩来高见，周恩来回应道：“那并无大碍。”

7月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小型会议，旨在商讨哪些议题在会议讨论后需整理成正式文件。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会上所探讨议题多处于初级阶段，尚未成熟，可转化为正式文件的内容寥寥无几，因此建议会议能够尽早收尾。

10日，毛泽东亲自指派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与我共同组成一个小组，承担起为本次会议讨论议题撰写《记录》的重任。

13日，毛泽东提议将5人小组扩充至11人，新增成员包括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及周小舟，并要求在两天内完成初稿撰写，以便于14日晚将其打印完毕并呈交其审阅。

按照既定指示，起草团队迅速召开会议，为各位“秀才”分配了具体题目，并各自开始撰写。胡乔木总揽全局，而我则主要负责协调联络工作。

午夜交卷，即刻印刷。

14日凌晨，稿件打印出清样，各小组随即全天展开讨论，逐条逐句进行修改。至14日夜，稿件如期完成并印制完毕，随即分发给毛泽东、中央常委以及各组同志，确保每人手中都有一份。

15日，各小组全天投入于对《记录》的深入讨论。那几日，我们争分夺秒，紧迫感十足，仿佛会议的尾声已悄然临近。

7月15日，正当各小组热烈讨论《记录》之际，毛泽东提议，北京方面应增派代表，以参与最后几日的会议议程。

16日，在审阅并批印彭德怀的《意见书》之际，毛泽东亦提议对庐山会议的分组方式作出调整。

具体而言，北京派来的同志需要调整所属小组。假设您原先被分配至华东组，那么从明日开始，您将不再参与华东组的会议，而转至其他小组。

毛泽东曾言：“如此行事，视野将更为开阔，或许能收获颇丰。”

毛彭延安

各方对《记录》的反馈，普遍聚焦于“形势与任务”这一章节。实则，这反映了对“三面红旗”这一议题的评价与探讨。

尽管先前关于“三面红旗”的批评声浪高涨，而彭德怀的《意见书》亦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然而，在最终形成正式文件的过程中，每一个字句都需仔细推敲。

有人认为，《记录》在描述“大跃进”期间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方面显得不够详尽，而对于存在的问题则描述得较为具体，恐对民众情绪产生负面影响；另有人指出，《记录》对不足之处过于强调，仿佛是一份令人泄气的文档。

自7月23日起，部分人士甚至直接批评《记录》与《意见书》所述内容如出一辙。

这揭示了，尽管众多同志已意识到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力图纠正“左”倾错误；然而，他们内心中追求速成的急躁心态却未能得到有效克服。在这种背景下，庐山会议旨在纠“左”的最初目的，注定难以达成。

7月17日，彭真抵庐山。

22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对《记录（第二稿）》进行修订，其中意见主要集中在“形势与任务”这一章节。

不料，在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发言，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时间，局势骤变，风云突变。

尽管如此，刘少奇仍坚持要求起草小组迅速修订《记录（第三稿）》，力争在会议中予以审议并通过，进而正式发布为官方文件。

24日，在出席大区负责人会议时，毛泽东指出，《记录》文稿现已修订至第三稿，内容符合实际，有助于团结协作的工作开展。

编纂过程曲折反复，初稿屡遭摒弃，次稿亦未能令作者满意，终至第三稿即将付梓。然而，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持续加剧，关于《记录》的议题亦随之搁置。

7月29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了关于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定。此次会议的议题主要围绕以下两点展开：（一）探讨经济建设的关键指标问题；（二）深入讨论总路线的相关议题。

8月2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隆重召开。然而，民众通常将此次会议与前一段时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即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并称为庐山会议。

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自左至右依次为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生平仅有过两次违背本意之举，其中之一便是在1978年11月28日，出于尽快回归工作岗位的迫切愿望，他不得不在一份尚存瑕疵的审查结论上按下自己的笔迹。

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

对于后者，他始终怀着深深的愧疚。他向我们详尽地叙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偏“左”倾转向反击“右”倾，尤其是对彭德怀的批判过程。

7月23日，毛泽东于大会之上发表演说，对彭德怀所撰《意见书》中的各项观点进行了逐一剖析与驳斥。

他语气坚决地强调，若做了十件事，其中九件都劣迹斑斑，且都被媒体曝光，那必将走向毁灭，理应如此。我选择离开。我将投身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反抗不公。你们解放军愿意跟随我吗？我相信解放军会支持我的。

毛泽东对问题的严重性有着深刻认识，使得会议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7月26日，毛泽东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所寄来的一封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若干问题的信件。

这封长达万余言的函件，不仅揭示了若干重大议题，诸如在抵制右倾保守观念的同时，未能充分警惕“左”倾冒险主义的潜滋暗长；在农民与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倾向等方面，亦提出了深刻见解；同时，也点出了诸多具体问题，例如，对铺张浪费现象的严重性给予了明确指正。

毛泽东对这封信进行了详尽的2500字点评，批评信中作者专拣缺点材料汇编，对于正面成绩的内容，则显得兴趣寥寥。

他观察到，当前党内与党外呈现出一种新的现象——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正日益增多，呈现出猖獗上升的趋势。

在这日，各小组再度传颂了毛泽东所阐述的数句箴言：

“事物由人所为，对待事务，亦应关照人心。需明确分界，问题需阐述清晰，切勿模棱两可。”

言辞简练，却分量十足。寥寥数语，一番耳语，其意自明——与彭德怀明确切割，坚决反对右倾！

7月30日，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我在小组会议上不得不违心地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我指出，《意见书》所体现的政治立场，实质上是与建设时期总路线相悖，并对自1958年以来推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反对态度。

7月31日与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连召开两次会议，对彭德怀的历史问题及其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尽管会议仅限于小范围，但其内容却迅速传达至各小组，从而引发了广泛针对彭德怀的斗争浪潮。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正式拉开帷幕。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针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升至路线斗争的战略高度，并号召与会者共同探讨路线问题的是非曲直。

在同一天，毛泽东致信张闻天，信中提及：“你似乎已深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之中。”并对彭德怀与张闻天的合作表示赞赏，称之为“文武双全，相辅相成”。

军事俱乐部事件究竟如何？原来，在会议期间，有人目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前往彭德怀处拜访，这不过是同志间寻常的交流。然而，有人却将此事当作问题大肆上报给毛泽东，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与彭德怀保持距离。

毛泽东称其为军事俱乐部。

实际上，张闻天与周小舟二人素无涉足军事领域；彭德怀掌舵军委事务，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自属寻常。

毛、周、彭

当时对彭德怀进行了多角度的指责，称其《意见书》旨在“争取民心”、“团结力量”，实则是一场“有预谋、有步骤、有策划的反抗总路线、挑战党中央、抵触毛主席方针”的行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党发起的挑战的宣言”。同时，彭德怀被指控为“漏网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涉嫌“里通外国”、“与苏联修正主义反华势力相勾结”。

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直至7月17日方抵达庐山。翌日，即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对于“三面红旗”的看法与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此举引来了部分人士的批评，黄克诚因而感到困惑。

夜幕低垂，他急匆匆地前来寻我，询问事情的缘由。我对他简略地概述了会议的前段情形。他则表示，无论情形如何，有些话语他仍需倾诉。

23日，在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黄克诚与众多同仁一样，陷入了难以理解的困惑之中。

夜幕降临，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相约至黄先生居所，就毛泽东的最新讲话展开讨论。周小舟言辞激烈，甚至提出了疑问：“主席是否面临斯大林晚年时的风险？”

黄克诚诚恳地劝诫他们，若有任何意见或疑虑，应直接向主席亲自陈述，切勿随意私下议论。

此事后续流传开来，竟沦为证实他们暗中从事反党活动的铁证。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议上发表了一场持续3小时的深入演讲。

此前，胡乔木得知张闻天拟进行发言，特地拨通了张的电话，叮嘱他“密切关注形势，尽量减少对缺点的提及”。然而，张闻天依旧依照原先准备的发言提纲进行了发言。

在基本确认“大跃进”所取得的成绩之后，他深入阐述了其中的不足、不足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以及这些不足产生的原因。

他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书》。

本《意见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核心旨在归纳经验，初衷颇为可取。

然而，根据多方面的反馈，许多同志似乎并未深入探究彭德怀同志的出发初衷，他们只是关注了他信中的某些具体表述，实则是在认可那些成就。彭德怀同志指出，成就是根本的，这一点与大家的共识相符。

至于那些零星的言论，无论增减多少，实则影响微乎其微。

他着重指出，当前的关键在于警惕骄傲自满与麻痹大意的情绪滋生。他强调：“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承认经验的不足，而应深入探讨在思想观念、工作方法与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张闻天的发言内容详实，观点明确，论证充分且论据确凿，一经发表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反响。随后，这篇讲话被广泛解读为对彭德怀《意见书》的全面且系统的阐释与发挥。

有一则小插曲值得一提。按照常规，与会成员在小组讨论中发表的言论，会被摘要后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然而，就在《简报》即将付印之际，张闻天突然来电，要求撤回其发言的摘要。

我遂向刘少奇请示此事。刘少奇指示：“既然那是人家自己的物品，自当退还。”由此可知，张闻天在思想层面上亦存有顾虑。他在会议上对“大跃进”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评析，指出其风险之大。

他索要退回其发言稿，对我而言亦是一大难题。若我未向刘少奇请示便予退还，恐有人会误以为我与“教条主义者”有所勾结。

毛泽东和刘少奇

彼时周小舟略显年轻气盛，加之昔日他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因此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谈举止间少了分拘谨。来到庐山后，起初他表现得尤为活跃。

7月11日夜晚，毛泽东邀请周小舟、周惠、李锐进行交谈。周小舟在谈话中反映了“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中存在讲假话的现象，并引用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古语。然而，毛泽东在听闻此事后并未流露出一丝反感，反而以轻松的谈笑调节了气氛。

自此一番对话之后，周小舟便开始散布流言，声称毛泽东将抵制“左倾”倾向，此举引发众人热议，议论纷纷。

周恩来闻言，遂询问我此等言论源自何方。我向周恩来透露，此乃传闻周小舟所言之词。周恩来随即嘱咐我转告周小舟，此后切勿再传播此言。

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

鉴于面对面的交谈可能难以尽善尽美，彭先生于7月14日致信毛泽东。

16日，彭的信一经发布，周小舟便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表示了他的支持态度。

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后，周小舟便成为了众人批判的焦点。

8月10日，在小组会议中，有人揭露，周小舟于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的那一晚，曾在黄克诚面前发表了“主席如同斯大林晚年”的言论。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发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

”。

（一）若能治理天下，却难以驾驭身边之人；（二）不愿百年之后，仍有后人对此议论纷纷；（三）若不能承受批评之声，他人便难以坦诚进言。

引起巨震。

李锐断然否认那句话是田家英所言，强调那系其个人观点。会议随即转为对李锐的批判，刘少奇及时制止，指出李锐并非中央委员，其问题将另行处理。

庐山会议的议题由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所撰写的《意见书》虽看似偶然成为导火索，实则不然。

在会议初始阶段，与会者的思想尚显拘谨，对于形势的判断始终存在分歧，诸多异见亦遭遇了压制。

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

近期，众多“左”翼人士察觉到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之声日益高涨，这令他们感到气馁，担忧“左”翼阵营的阵地难以维系。于是，有人便前往毛泽东面前诉说此事，恳请他发表讲话以稳定军心。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

这种严峻的局势让毛泽东意识到，必须采取反击措施以扭转局面。

会议议题由纠“左”转向反右，此决策并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层前进行充分讨论。刘少奇对这一转向持有保留态度。他曾与胡乔木进行交谈，提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于小范围内展开批判，而总体部署仍应坚持纠“左”的方向，《记录》应努力公开发表，以便让基层继续推进纠“左”工作。他要求胡乔木向毛泽东转达这一观点，但胡乔木回应称，此时已无法实现。

周恩来深虑彭德怀因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指责而承受身心压力，遂嘱托我安排其夫人浦安修上山，以生活关照彭德怀。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

林彪言辞激烈，声称彭德怀此行乃“招兵买马”，意图“成为一代英雄”，并将其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同时，他还强调解决彭德怀问题的必要性，认为这举措消弭了党内可能引发的分裂隐患，并防止了经济上出现严重波动。

林彪言辞受毛泽东喜爱。

邓小平与陈云因健康原因留驻京城，未能与会庐山之会。

8月16日，第八届第八次中央全会圆满落幕。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捍卫党的总路线、坚决抵制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决议》以及《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所犯错误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自中央至基层广泛掀起了反右倾的斗争浪潮，却错误地对众多党员与干部进行了批判与处分。

毛刘周朱

保护“秀才”过关

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吴冷西、李锐等众多才子，因对彭德怀所撰《意见书》持基本赞同态度，并对“三面红旗”政策有所保留，遂不可避免地被牵涉进批判的风波之中。

彭真首倡，随后多位中央常委亦表示赞同，最终成功确保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及吴冷西顺利通过难关。

杨尚昆在此期间亲力亲为，展开了一系列具体工作。他向我们简要地阐述了这个情况。

沿着庐山蜿蜒的山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吴冷西、李锐等众多才子，便对自1958年以来我国局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秀才”们言谈无所顾忌，纵使他们思想上难以完全摆脱“左”倾思维的束缚，然而，面对“大跃进”引发的严重后果，他们亦不得不对“三面红旗”表示出疑问。

会议刚一展开，众“秀才”便接过了草拟庐山会议纪要的重任，他们的心思随即聚焦于梳理“大跃进”的教训，以及如何进一步纠治“左倾”错误。

在彼时，田家英曾将他在四川地区调查中收集到的有关浮夸现象的材料呈递给毛泽东审阅，此举引起了四川省委相关负责人的不悦；而在小组讨论会上，田家英亦与该省委负责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彭德怀的《意见书》一经发布，众多“秀才”纷纷表示其文笔出色，与由他们所起草的《记录》所持观点相吻合。部分小组对于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了批评意见，田家英和吴冷西则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和说明。

7月23日，毛泽东的讲话过后，局势瞬间发生了剧变，对于那些“书生”而言，宛如晴天霹雳，令人震惊不已。

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

令“秀才”们最为忧虑的是，他们在私下讨论的一些“私房话”，一旦外泄，恐怕会招致不必要的纷扰。然而，世上无密不透风，那些在私底下议论的“私房话”最终还是流传了出去。

在那时，会议不仅集中火力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进行批判，就连那些曾表示支持或基本赞同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未能幸免于严厉的指责，批斗的范围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彭真亲自前来与我商议，提出需对“秀才”群体实施保护。于是，彭真、薄一波与我一同约见李锐，恳请他停止进一步的扩大事态。

我将此意向刘少奇、周恩来及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汇报，他们也均表示赞同。

不久，毛泽东逐一与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进行了交谈。他对“秀才”们此前的工作表现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的方向有所偏差；同时，他也告诫他们不要过度焦虑，应收敛姿态，低调行事；并提及将在近日内向会议作出提醒，下达“休战令”，并为“秀才”们悬挂“免战牌”。

抵达“秀才”们的居所后，我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已嘱我转告各组组长，务必集中精力筹备八中全会，切勿再将“秀才”们的事宜提及。请大家安心，一切已有妥善安排。

8月11日，毛泽东于八中全会场合发表了一篇篇幅较长的讲话，其中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需“呵护文人”的观点。

他提及，那些军事俱乐部成员企图将“秀才”们挖角，但我坚信他们难以得逞。“秀才”们属于我们，而非你们。此外，他还指出“李锐并非真正的秀才，而是俱乐部的成员”。如此一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吴冷西均已得到正式的保护。

尽管庐山会议结束后，中央基于会议期间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旧作出了对他们展开立案审查的决定。

十月间，彭真先后与“秀才”们进行了两次交谈，以核实相关材料。与此同时，几位“秀才”亦向中央提交了书面形式的检讨与申辩。

10月17日，毛泽东与四位“才子”进行了交谈，指出他们在庐山的作为不尽如人意，但并非属于敌对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列，实则系基本支持总路线，却持有某些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之人。至此，此事得以画上句号。

1956年8月，周恩来、彭德怀北京会面。

彭德怀庐山会议后

庐山会议落幕之际，彭德怀将军在军队中的职位被予以撤销，然而，他依旧保留了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党内文件照常发放，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邀请也如期而至，彭德怀则一如既往地以请假为由缺席。

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凡有所需，皆由杨尚昆这位办公厅主任转呈中央。

在1959年国庆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彭德怀将军毅然离开中南海，迁往吴家花园安顿。

10月21日，毛泽东同志邀请彭德怀同志进行交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革命先辈亦齐聚一堂，我亦荣幸地列席其中。

毛泽东对彭德怀于9月9日所提请求给予肯定，他强调读书虽有益，但更需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气氛融洽，午餐后交谈。

彭德怀同志离任后，毛主席嘱托我需定期探望彭德怀，频率至少为每月两次。此行目的，在于深入掌握其思想动向，同时协助他妥善解决在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11月9日，我偕同彭真一同拜访了彭德怀，于彼处召开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亦莅临会场。

即日，便对彭德怀参与党校学习的安排予以确认，并明确指出，此行系毛主席亲自批准。强调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指导其学习，若遇任何疑问或需协助之处，可直接由杨献珍与彭德怀进行沟通解决。

青年杨尚昆

随后，毛泽东屡次建议，让彭德怀担负起一些职责。

他曾对我说，提议彭德怀出任农垦部部长一职，并嘱咐我前去征询彭德怀的意向。自无疑问，若彭德怀予以首肯，后续步骤便需着手于说服王震，促使他卸任农垦部部长的职务。

我揣摩，彼时彭德怀情绪低落，难以投入到工作中，故此未曾与他进行过交谈。

又有一次，毛泽东点将我与陈毅、聂荣臻共同负责做彭德怀的思想工作，旨在劝说他承认过错，并作出相应的表态。

然而，彭德怀心中存有不甘，始终沉默以对，未作任何表态。我们三人皆觉得此事难以启齿。

日后若再遇见毛泽东，我将告诉他：请您指示我们三人如何开展对彭德怀同志的工作，一个明确的方针是至关重要的。目睹我们的困境，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那便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表达了他希望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强烈愿望。他恳请中央批准他先返回湖南的故乡，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研，以便全面掌握农村的现状，并计划次年春天前往山西太行地区继续考察。彭德怀还表示，若得中央首肯，他希望在出发前能与主席面谈。

我迅速将彭德怀的信转交给了毛泽东。数日之后，毛泽东批示道：“彭德怀可随意选择去向，半年之期亦无妨。”

10月23日，我拜访了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首肯他下基层进行调研的消息。

25日晚，彭德怀莅临我的办公室，递交了一份前往湖南的调查大纲，同时提出需求，请求中央办公厅为他指派一名临时秘书，以便同行湖南，协助整理调查资料。

次日，我召见金石同志，告知：

“近期，彭德怀将军有意愿返回湖南故里，进行一番农村实地考察。鉴于庐山会议结束后，他原先的秘书们均已重返军委，此次他特地向下级请求，希望中办能指派一位同志协助他整理相关资料。经我们综合考虑，认为由您出任此职务最为适宜。”

金石紧张，我提醒他。

“彭德怀同志依旧担任政治局委员，对此您理应保持尊重。在协助他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他若对撰写内容有特定要求，您只需遵照执行。若材料中存在错误，责任应由他承担，与您并无干系。”

陈云、杨尚昆、彭真、周恩来

10月30日，彭德怀踏上了前往湖南的征程。抵达长沙后，他受到了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的热切接待，并对其进行了情况介绍；继而在湘潭，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亲自负责接待事宜。

11月3日，彭德怀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的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一个多月后的某日，彭德怀从华国锋处获悉，中央将召开一场涵盖中央局、省、地、县委以及各大厂矿企业负责人参与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彭德怀深知此次会议旨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遂决定立即结束在湖南的调查，迅速返回北京。

彭德怀此次赴湖南考察，历时五十余日，最终汇编成五份详实的调查报告。他将这些报告郑重托付与我，并在随附的信函中写道：

“此类材料已与省、市、县三级党组织的相关同志充分沟通，并未产生重大分歧。若存在纰漏，一切责任均由我承担。”

彭德怀湖南调研与民同乐

我整理了彭德怀的数份调研资料，并将金石所撰写的关于陪同彭德怀考察湖南的纪实报告，一同呈送给了毛泽东。

此事在事前已获得毛泽东的批准，并在事后及时向他进行了汇报，从工作流程及组织原则的角度来看，完全符合规范，无可非议。

彭德怀返京后，审视了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的相关文件。他对于刘少奇提交的书面报告，认为其较为客观公正地总结了自1958年以来的经验与教训，表示满意；同时，对于报告中重申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立场，他亦无意寻求平反。

然而，于1月27日，刘少奇在会议中发表讲话，他言道：

彭德怀的过失并非仅限于撰写那封信件。身为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致信，纵使信中部分观点有所偏差，亦不足以构成错误。

庐山会议之所以展开对彭德怀同志所涉反党集团的斗争，源于其长期以来在党内形成的小集团。彭德怀同志曾参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集团活动。

“关键之处并不在于高岗对彭德怀的利用，而是彭德怀对高岗的运用，二人皆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他们的反党行径，与某些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破坏活动密切相关。”因此，“所有人皆可昭雪，唯有彭德怀同志不宜平反”。

彭德怀气愤地打电话给我。

“敬请转达主席与刘少奇同志，郑重声明，此事绝无其事。”

事后，彭德怀坦陈，聆听刘少奇的发言令他感到极不适，以至于无法专心阅读，夜不能寐。

彭德怀原本计划在春节过后重返太行山这片老解放区，进行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然而，鉴于当前的局势，他无法成行，此行恐怕会给当地带来诸多不便。

自七千人大会落幕之际，彭德怀便着手整理自己的一生经历，详尽记录了其中的是非曲直，并撰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恳请中央对其进行审查。这份材料，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八万言书》，亦被视为彭德怀翻案的标志性文献。

6月16日，彭德怀亲自将这份材料递至中南海，我遵照他的指示，将其分发给了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各位同仁。

鉴于庄重其事，《八万言书》在印出清样后，特意派遣专人先行将其呈送至彭德怀手中，恳请他进行审阅。然而，他却表示：“我对中央办公厅充满信任，无需我再阅，便可直接印发。”

在当年的七月，毛泽东于北戴河举办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对彭德怀提出了指责，并强调了对“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的批判需求。

九月，北京举办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及紧接着的国庆十三周年庆祝活动，彭德怀并未被列入与会名单。

在全会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彭德怀其人，我颇具了解，故不予以平反之议。同时，全会决议设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旨在对其展开全面审查。

随后，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遣人员赴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同志返乡进行农村调研的情景进行了深入“追踪调查”。

起初，彭德怀完成湖南的调查任务后，湖南省委曾以正式书面的形式向中央汇报，称彭德怀在湘期间表现优异；然而，随后却发生了转变，向中央上报称彭德怀当时存在“反党言论”行为。

此次专案调查人员特意搜集了诸多片面之词，断章取义，任意曲解，捏造了一份题为《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返回湘潭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称，彭德怀同志那次返乡调查动机不纯，心怀不满，并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

当我收到这份《报告》并准备印发之际，意外地发现其中竟然将随彭德怀同志前往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单一并列出。我立刻拨通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的电话，明确指出这些随行人员系组织指派，负责执行具体任务，不应将他们的姓名列入其中。此举有效地防止了一次潜在的牵连事件的发生。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指示彭真代为传达中央决定，邀请彭德怀进行一次重要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宣布中央已决定调彭德怀赴西南地区任职，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总指挥一职。

彭德怀坦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理应遵从党的安排。然而，我自身犯有过失，言辞无人采纳，且在工业领域亦非行家里手，因此仍期望能够前往农村进行实地调研。

23日，毛泽东亲自约见了彭德怀，与此同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亦一同出席了此次谈话。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表示：

“彭德怀同志被派往西南，这是党的一项重要决策。若有同志对此持有异议，欢迎他们与我来进行沟通。我过去对彭德怀同志持有反对意见，态度是明确且坚决的；而如今，我支持他则是出自内心的真诚与坚定。”

对老彭的评价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一分为二地看待。我个人亦是如此。

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言：“或许真理确实掌握在你一方。”

10月19日，彭德怀莅临我的住所，请求我协助他处理赴西南就任途中的一些具体事务。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翌日，我特地派遣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前往彭德怀将军处，向他询问有何事宜需办理，并承诺将逐一为其妥善处理。

11月28日，彭德怀乘坐火车离京前往成都。遗憾的是，我已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因此无法以私人身份为他送行，这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岂料，更令人遗憾的是，那10月19日的相遇，竟成了永久的诀别！

彭德怀

杨尚昆与彭德怀间的情谊深厚，犹如亲如手足。1998年伊始，在着手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位伟人文章之际，他仍不辞劳苦，同时开始着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岁诞辰的纪念文章。

他着重指出，务必将彭德怀最为鲜明的特质刻画到位，尤其是他始终将党的利益置于首位，无私无畏，一生为党为民拼搏，创造了卓越的业绩。即便在遭受冤屈的艰难时刻，他的革命意志依然坚定，堪称一位高尚的楷模。

那年的五月，杨尚昆赴上海，我亦随同前往，一同前往上海档案馆查阅档案。在那段日子里，他还多次召集我们一行人，对这篇文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不料，杨尚昆此次归国后竟病倒，而《追念彭大将军》一文，便是他在病榻上度过的最后时光里精心定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