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九大会议往事

我父亲于文革时期，即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之后，投身中央工作。依照常人的说法，他似乎成了所谓的“文革新贵”。然而，在文革期间，他也经历了诸多磨难。文革前，父亲仅是一名地方干部，供职于河南省委，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1966年文革爆发之际，省委委派他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使他置身于“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这份工作无疑是苦差事，日夜不分，他需接待络绎不绝的“革命群众”，频繁遭受批斗，四处进行检讨。尽管如此，起初他仍保持着省委领导成员的身份，在混乱至极的局面中，尽力维持着省委工作的基本秩序。

至1967年1月，上海发生所谓的“一月风暴”，省委遭受“夺权”，我的父亲亦随之被打倒，并被“造反组织”拘禁，音讯全无。唯有在公开批斗大会中，家中人才得知他尚存人世。那段时光，历时近半年。常听闻有人言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旨在清除异己，然而此说与我的父亲并不相符。“文革”期间，毛主席曾亲称父亲为“我的老朋友”，此言广为流传，颇具名望。然而，那些了解实情的老同志深知，父亲比主席年轻整整三十岁，单从年龄上讲，他不过是主席的晚辈。所谓“我的老朋友”之称，源于解放初期，父亲曾就工作向主席单独汇报，直至文革前夕，据父亲所述，共有十三次。对于一个基层干部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礼遇。

在众人眼中，父亲是毛主席深为喜爱且器重的干部，被誉为主席身边的“红人”。然而，在“文革”期间，毛主席倡导领导干部在“风浪”中历练，作为主席的“老友”，父亲也未能幸免，险些丧命。1967年6月至7月，在中央针对河南两派问题召开的八次汇报会结束后，他得以“平反”，并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省革筹”副组长，正式成为“革命领导干部”。次年春，他又被任命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参加了党的“九大”会议。这或许也与毛主席再次想起了这位“老友”不无关系。

“那就将我的话转达给毛主席吧。”对方离去后不久返回，称：“我已向毛主席汇报，他明确表示，希望您这个‘解放干部’来进行发言。”接着，他传达了那个时期流行的关于“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与不理解都要执行”的教导。

在“九大”的盛会中，共有九位代表发表演讲。其中，周恩来与康生均身为当时的中央要员。陈永贵同志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言人，王洪文同志则是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尉凤英同志肩负起妇女群体的重托，孙玉国同志则代表了解放军的声音。至于我父亲的发言，在新闻报道中，被定位为“革命干部代表”。

在被囚禁和批斗的期间，他多次被“坐飞机”般地折磨，毛主席听闻此事后，可能认为他是一名能够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及群众运动的干部。毛主席提拔他的主要依据也源于此。1969年6月，“九大”两个月后，毛主席与他谈话后，将他自河南调至北京，参与中央工作。“文革”期间，父亲在中央的党、政、军各领域均担任要职，负责过多项事务。

02.辞去领导职务

历经十年的文革岁月，“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响彻云霄。众多资历深厚、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英勇战将以及众多领导干部，纷纷遭受打压，被迫退居幕后。我父亲虽仅为一名“三八式”干部，却意外地成为了“中央领导人”，其身份之显赫，确实引人注目。“文化革命”期间，毛主席的决策失误，中央路线亦有所偏差，他自然也难免犯下诸多错误。

1980年五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父亲正式卸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任。

1982年，中央政府将他派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他所获得的职位，被称作“部级研究员”，在我国，这无疑是“技术职称”中的最高级别。

父亲还谈到：组织上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他有点调侃地说：“想不到下台以后，我和党中央的总书记成了一样的待遇，也算是很荣幸呢。”关于辞职下台的事，我觉得父亲还算比较通达，谈起来也不怎么避讳，也许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父亲说，他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已成定局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党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篇章。然而，所谓的“三中全会”实则是对前后相继举行的两场会议的统称。前者为“中央工作会议”，历时一个多月；紧随其后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期不过数日。正是在此次“三中全会”上，我父亲因“文革”期间在中央工作中的失误，遭到了与会同志的批判，受到了众多尖锐且激烈的批评。与我父亲一同承受指责的，还包括汪东兴、陈锡联、吴德以及苏振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父亲在国务院的职责核心是主管农业事务。然而，经历了那次会议的批评之后，他的工作职务面临调整。在处理工作移交的问题上，关于接替他分管农业的合适人选，胡耀邦同志特地征询了父亲的看法。父亲首先推荐了赵紫阳，理由是赵紫阳表示他在四川的工作不容中断，随后，他又提出了王任重的名字。中央最终接纳了父亲的意见。

在父亲卸下主要工作职责后，邓小平同志与他进行了谈话，并邀请他接手其他职务。随后，父亲又负责了一段时期的旅游业管理。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一边接受批评、反思自身错误，一边仍在岗位上履职，尽管事务已大为减少。父亲对工作充满热情，身为家中老三，我们孩子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拼命三郎”。当工作负担突然减轻，只剩下寥寥数事时，他显得有些不习惯。当然，遭受批评并非愉快之事，他的心情也因此略显低落。

1979年夏日，他与吴德商议，意欲向中央递交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申请。吴德却表示反对，劝他道：“辞职之事，你切莫提及。”三中全会之后，小平同志在与来访的匈牙利卡达尔的高级顾问交谈时，曾提及中央人事“只进不出”的观点，并在党内进行了传达。吴德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情况，他对父亲说：“关于工作和职务，一切听从中央的安排，务必以大局为重。”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十分周全，称赞他是“超级稳健派”。然而，父亲并未向中央提交他的辞职申请。

历经八九个月时光，直至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父亲与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位领导人一同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申请，中央全会对此予以批准。事实上，四人辞职的决定，早已有中央的预先安排。父亲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前，便由宋任穷、王鹤寿两位同志受中央委托进行谈话，告知此消息。我询问他：“此次谈话是否意味着对你的批评？”父亲答道：“并无。”他们表示：“你是一位极具能力的干部。在文革之前，毛主席曾多次对你的工作进行表扬；来到中央后，我们了解到，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由你主导起草。”他们言辞之间充满了赞誉。及至提及辞职事宜，我立刻表态：“我愿服从中央的安排，同意主动辞去职务。”

父亲言道：“此类事宜，均系中央的决策，那二位不过是在执行任务。我若态度开朗，他们的任务自会轻松许多，何必增添他人困扰呢。”听罢父亲所述，我戏谑道：“我曾听闻一俗语：革命战士似砖块，所需之处便挪移；昔日大会堂上垒，今朝茅房壁上砌；官职若需即担当，牢狱若令便入狱，一切遵从党召唤，无人敢讨价还价。然而，我们党的历史上似乎并无辞职之举，你岂不是首创此风？”他回答道：“我非第一人，真正开创此例的是李德生。”

李德生同志与父亲同在“九大”期间被推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他们于中央调任期间，工作联系日益紧密。随后，父亲与李德生受毛主席之命赴北京军区，分别担任政委与司令之职。他们所执行的任务名为“挖墙角”，乃毛主席针对林彪所采取的“三大措施”之一。这些任务涉及的情况错综复杂，工作亦颇为艰巨，然而，他们两人不仅圆满完成了主席所赋予的重任，且在合作过程中相处融洽。

“德生同志，你应该清楚，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而我们只是政治局委员，按照规定，我们无权与你商讨此事。要求你辞职，是毛主席的指示。”

李德生同志闻言，便缄口不言。尽管他卸任党中央副主席一职，却依旧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进入八十年代，李德生同志又肩负起国防大学政委的重任。因此，李德生同志堪称我党首位敢于辞职的先驱。

对于父亲而言，向这位昔日的“战友”传达辞职的请求，无疑是件颇感棘手的事情。按照常理，这样的举动或许会对其在困境中结下的深厚友谊造成损害。然而，李德生同志自有其独特的风度。在我父亲离世之际，他亲自莅临家中，进行吊唁，并深情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军区共事时那些“夜以继日”的时光。

在聆听父亲断断续续讲述的“辞职”往事时，我心中涌现了诸多遐想。首先，我想到了“文革”那狂热的时代已远去，政治斗争的残酷手段和领导干部的下台方式亦发生了转变。父亲通过辞职离开政坛，避免了像“彭、罗、陆、杨”、“杨、余、傅”等老革命者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这无疑是我们的幸运。再者，正如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所展现的，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也随之落幕。激情，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遗产，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于激发民气、凝聚民族精神，原本是一笔无价的财富。然而，十年的文革让这激情白白消耗，不禁让人感到惋惜。而党内生活中那些严苛的道德准则，归根结底，也是激情时代的产物。正如黑格尔所言，历史上存在的事物在当时都有其合理性。

如今，在电视新闻的镜头前，我们屡见不鲜地目睹各国总理、首相、部长、大臣等政府高官因政见分歧、能力不足、失职渎职或道德形象受损而选择“辞职”的场景，这几乎已成为常态。反观我们经历的“文革”时期，人们必须被冠以“反党集团”或“路线”的罪名，而父辈们在“辞职”时，则显得异常尴尬、扭捏、曲折且过程繁琐。显而易见，我国的政治生活同样迫切需要现代化。采用“辞职”这一机制，正是政治生活迈向理性和成熟的显著标志。

“没有哪个人能让地球停止转动？没有张屠夫，难道就只能吃混毛猪？”如今，人们的心态更为坚韧，这些曾被视为玩笑的话语，正逐渐被当作政治现实的写照所接受。因此，“辞职”这一政治行为应成为常态，并应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加以推广。

03.军职轶事

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政权体系，其核心掌控的力量无不归属军队。此理亘古不变，普遍适用。

谈及这番道理，父亲言语中满含沉吟，他道：“在‘文化革命’那动荡的年代，整个社会陷入了‘天下大乱’的混乱之中，无论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各级党委、地方政府，乃至工、青、妇等组织，皆已瓦解，实际上失去了作用。然而，只要解放军依然屹立不倒，国家的政权便仍得以保全。‘文化革命’这一时期，将此道理暴露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洞察，可谓洞察国本之真谛。”——在讲述这番话语之际，父亲将平时常挂在嘴边的“主席”之称，换作了带有几分不敬意味的“老毛”。

然而，在当代国家，职能的分化日益明显，各行各业各有其专业领域。军队的主要职责在于对外防御，而内部安全则主要依托于警察力量。当然，现代国家是法治之邦，政府职能逐渐转向服务导向。因此，若从逆向思考，这一观点的真理性质便具有了衡量历史进步的价值：政府职能分化的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认识论的角度审视，无论是其正向还是逆向命题，其真理性均不容置疑；然而，若从价值判断的视角出发，用现代词汇表达，便产生了“与时俱进”与“随波逐流”的区分。

04.纪登奎出席会议

尽管我的父亲同样是位历经战火的“老八路”，他的足迹遍布战争的岁月，然而，他始终扮演的是一位“文官”的角色，专注于“地方工作”。他曾经提到，尽管他也曾在战场上挥戈，但那主要是在“剿匪”行动中，充其量不过指挥过一个团的兵力，且多为地方部队。至于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他实在缺乏经验。然而，在中央任职期间，他却担任了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统率过七八十万的军队，并且身为军委领导成员，参与起草了“八军区司令对调”的文件。显而易见，在众多解放军杰出将领中，他的“战功”根本无法提及。父亲之所以被赋予军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1970年12月，受毛主席的派遣，父亲与李德生一同参加了旨在“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肩负着“挖墙角”的重任；此后，他们被任命为北京军区的政委与司令，旨在为毛主席在林彪事件中坚守北京的“阵地”。到了1973年12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司令常来又常往”，李德生离任，陈锡联接替，而父亲则继续留任北京军区，经历了政委的欢送与欢迎。

毛主席亲自选定父亲加入“军委办事组”，这一决定更显其重要性。主席亲自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直言不讳地指出：“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如同硬化的粘土，缺乏活力，亟需注入新的元素。已有李德生加入，但似乎还不足够。我打算再派一位文官，我的老友纪登奎，加入其中。你们对此有何看法？是否欢迎？”谈及此事，父亲曾向我解释：“我没有军事背景，如何在那儿工作？”他回答：“主席此举是为了监督他们，让我去那里正好起到这个作用。偶尔我也会提出一些建议，比如文件文字上的修改，即便如此，也会让他们感到压力。至于军事方面，我确实不懂。李德生比我略胜一筹，但也只是指挥过师和军。”

彼时，苏联于中苏边境集结百万大军，北京军区肩负着首都门户的重任，一旦发生变故，我不仅将丢掉性命，更将成为民族的罪人。对此，我深感忧虑，亦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在紧急关头，我灵机一动，邀请了我军的名将粟裕前来。我为他配备了数名顶尖的作战参谋，乘坐吉普车，在边境防区的大山深处巡防数月。粟裕精心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经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的专业人士及专家们审阅后，一致认为方案可行，这才让我稍稍安心。”

无论中央讨论何种问题，都鲜有听到这位副统帅的见解。”

毛主席的见解丰富，涵盖各个领域的问题，无不体现他的指导方针。然而，这位副统帅在中央就工业议题进行探讨时，并未提出他的观点；在讨论农业议题时，亦未见他的意见；至于财贸议题，同样缺少了他的声音；甚至在政治议题的讨论中，如整党等问题，亦未听到他的见解。

无论是战备、训练、科研、军工，抑或是军队政治工作，中央军委的讨论中，均不见副统帅的指令，也听不到他的任何见解。这让我更加困惑，这位副统帅究竟在从事何种工作呢？……

既不明所以中央事务为何呈现如此态势，亦不解父亲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此外，父亲还曾提及他向林彪汇报工作时的情景，那同样颇具趣味。

“目前军队中冗员现象严重，每有一位司令官，便伴随七八位副司令官；每有一位政治委员，亦配备七八位副政治委员。从军、师、团、营直至最基层，无不如此，正职与副职众多……”

“那该如何是好？”我转而向父亲寻求答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军队如今的境况？”父亲解释道：“这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及三支两军的政策所致。军队干部纷纷被派遣到地方工作，而后又一批批得到提升，如此反复。随着三支两军任务的结束，这些干部重返军队，使得军队干部数量激增，局面也就变成了这样。”

我向父亲咨询：“林彪对此有何见解？”父亲回应：“他对情况也了解，却并未提出解决方案。只言片语，并未继续。”父亲继续说：“邓小平的行事风格，与林彪截然不同。”

1975年，邓小平着手整顿军队，针对存在的种种问题，仅以“肿、散、骄、奢、惰”五个字道出症结。针对此，他果断提出解决方案：部队各级的军政首长中，正职一个，副职一两个，其余人员则一律予以淘汰，并成立顾问组，将他们统一安置其中。举措果断，执行迅速，犹如快刀斩乱麻，即使痛彻心扉，也毫不犹豫地解决了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已经将他认为的反对派清除，军队也基本听命于他。进行这样的重大改革，不仅麻烦重重，还会引起众怒，造成极大的混乱，难道不是会让自己的势力变得不稳定吗？那时，距离9.13事件仅剩两个月，他正与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精神压力极大，心思根本不在这类事情上。”

林彪所掌握的军事权力，是他政治生涯的基石，他需以此与毛泽东周旋。他怎会自寻烦恼，去做这种事呢？原来如此，“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显而易见，对于军队的统帅而言，道德品质——立党为公的心——比军事才能、领导技能和专业知识更为关键。

传闻在延安岁月，朱总司令将《孙子兵法》中阐述“为将之道”的“智、信、仁、勇、严”五要素，调整为“仁、智、信、勇、严”的顺序，并以此制作成条幅，赠予刘伯承元帅以庆贺其五十寿辰。此举无论是作为对刘伯承元帅的高度评价，抑或是普适的“为将之道”，都堪称至理名言，极为精要。“仁”字居首，不仅体现为对士兵的关爱，更彰显对人民的深情厚谊，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和政治信仰，这恰恰是军队统帅最为宝贵的品质。

05.军职离职情况各异

父亲谈及自己放弃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军职时，情况显得颇为特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他遭受了批评，随后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正式卸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国务院副总理的党政要职，这一变动发生在约一年之后。然而，在三中全会结束不久，父亲便拜访了小平同志，主动提出了辞去在北京军区所任军职的请求。

父亲回忆道，当时小平同志曾有意挽留他。这或许是因为他和小平同志在过去的几年中关系融洽；另一方面，小平同志曾向匈牙利卡达尔的高级顾问提及过此事，亦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父亲执意辞去军队职务，小平同志最终也尊重了他的决定，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他执意要求迅速退出军界之际，我向他询其动机，他回答道：“我在中枢及军方耕耘已久，怎会不知其中的道理？”随后，他提到了小平同志的一个历史片段：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其实早在1975年的夏季秋季便已露端倪。起初，是由刘冰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事件，以及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论；随后，又有主席召唤毛远新参加政治局会议，旨在上报社会中对“文化大革命”案子的重新评价之举。

小平同志正致力于全面整顿工作，首先着手于铁路，继而是钢铁行业，随后转向军队，紧接着是文艺和农业等领域，战线全面展开。小平同志强调，所有整顿工作中，党的整顿尤为关键。他指示父亲参与试点工作，并着手起草整党的相关文件。小平同志似乎认为，整顿是一项重大任务，而迟群、谢静宜、毛远新所提及的那些琐事，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琐屑小事。

小平同志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回来以后说：没有什么事，主席还是信任我的。可是，后来风头越来越不对了，主席指示要“帮助”小平同志，接着又指派了八个人专门开会批评小平同志，叫“八人批邓”会，父亲也在“八人”之列。

过了年，周总理去世，华国锋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全党传达布署批邓。事情越搞越升级，一直到“四·五天安门事件”，毛主席把小平同志撤了职。

众所周知，这段历史。然而，关于小平同志辞去军职的细节，大众却知之甚少。父亲曾讲述，自“八人批邓”事件起，小平同志的思绪从那如火如荼的“整顿”中逐渐冷静。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明确意识到，主席对他产生了不信任。于是，他向主席提出了辞去总参谋长一职的请求。毛主席随即批准了他的辞职，但同时又让他继续负责分管外交事务。

“军权掌控与担任文职，其性质自然迥异。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军权的掌握情况亦有所区别。”我对此感到更加困惑，便进一步询问：“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二者究竟有何不同？”

父亲并未直接作答，而是转述了吴忠同志的一段往事：在“文革”时期，吴忠同志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一职。这一岗位无疑处于核心要地，若选用不当，在那样动荡的年代，其潜在危害不可小觑。在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吴忠同志屡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毛主席曾赞誉他：“吴忠有忠”。

“我上前线并无问题，只是我的‘说清楚’尚未完成啊！”

许世友曾言：“何须纠结于‘说清楚’与否，炮声一响，价值连城的黄金便随之而来！只要你能凯旋而归，无论有何争议，一切都将一笔勾销，自然便是‘说清楚’了！我向你担保，届时若还有‘说不清楚’之事，你尽管来找我。”吴忠毅然奔赴前线，怀抱必死的信念，驾驶坦克冲锋在前。如此一来，对战场上的敌我态势，他自然是洞若观火，决心坚定，反应敏捷，指挥得当。最终，在谅山一役中，他指挥的战斗尤为出色。

聆听父亲述说吴忠的往事，我领悟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若军中将领在政治上遭受质疑，他可通过战场上的胜利、建立功勋以及誓死效国的行动来证明其忠诚。而在和平岁月，则不具备这样的机会。“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且“一切行动须服从命令”，军人岂能仅为证明政治纯洁和忠诚而主动引发战争？这一道理显而易见。

曾有一次，我向父亲分享了一本阅读过的书籍，内容涉及苏联的政权架构，主要由党、军队以及克格勃三种力量构成。父亲对此评论道：“中国与苏联存在差异，我国的政权体系以党为核心。然而，实际上，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同样不容小觑。有一点值得我们反思，那就是相较于苏联，我国的军队政治影响力更倾向于地方层面，导致党政部门难以正常运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三支两军’的政策使得局势变得愈发混乱。”

我向父亲询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在军队中担任职务，难道就没有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吗？”父亲回应道：“那当然。那些既是军队干部又在地方担任要职的人，确实让管理变得复杂，几乎无人能制衡他们。”他接着说：“北京军区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相当彻底：要么返回部队，要么留在地方但必须脱下军装。不能一个人既掌握着军队的枪杆子，又同时在地方党政部门握有权力。”

在提及我军中同窗涉足商界的情形时，父亲言道：“这乃是小平同志的决策。”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开展商业活动，推行改革开放，这些举措在党内遭遇了一定的阻力。若军队对此持有异议，恐怕会使改革之路更加崎岖，甚至可能令改革陷入停滞。于是，当下之策便是将军队纳入其中，共同参与。如此一来，改革开放的阻力得以减轻。小平同志自然深知此方法之弊端，但面对军队的难题，他也难以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