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官，重庆那边来电了。”警卫员将一份薄薄的电报递了过来。

“念。”他没有看。

“委座电令，”警卫员清了清嗓子，声音放得更低了，“‘台儿庄之大捷，全赖国军将士用命，中央运筹得当。德邻（李宗仁字德邻）指挥有方，当记一功。然日寇主力未灭，大战在即，望德邻同志再接再厉，固守徐州，为后续决战创造良机。另，汤恩伯军团将调防他处，所遗防区由贵部接管。’后面……后面是些嘉奖的话。”

李宗仁的副官白崇禧就站在一旁，他闻言冷笑一声，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指挥部里却格外刺耳：“好一个‘中央运筹得当’！好一个‘调防他处’！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是咱们手里最硬的家伙，这时候把他调走，这不是釜底抽薪吗？”

李宗仁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下去。

他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树皮粗糙，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皮肤。他沉默了很久，久到警卫员以为他要发火，大气都不敢出。

“健生（白崇禧字健生），”李宗仁忽然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你说，这棵树为什么能在这里长这么多年，风吹雨打都不倒？”

白崇禧一愣，没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它根扎得深。”李宗仁转过身，目光如炬，“委座是天上的太阳，我们是地上的树。他想让我们晒到太阳，我们就能枝繁叶茂。他不想让我们晒到，我们就得自己往土里钻，把根扎得更深。汤恩伯是他的心头肉，是黄埔嫡系，打了胜仗，功劳自然要记在他的人头上。我们这些杂牌军，能分到一句‘指挥有方’，已经算是天大的恩赐了。”

“长官，我就是不服！”白崇禧一拳砸在桌上，震得镇纸嗡嗡作响，“台儿庄这一仗，是我们广西子弟兵拿命填出来的！凭什么！”

“就凭他的位置比我们高，拳头比我们硬。”李宗仁缓缓踱步回来，拿起那份电报，手指在“汤恩伯”三个字上摩挲着。“健生，打仗不光是在战场上。有时候，官场比战场更要命。这一仗，我们赢了日本人，却输给了南京路上的那些先生们。从今天起，我们不仅要防着对面的鬼子，更要防着身后的‘自己人’。这盘棋，难下咯。”

台儿庄的硝烟味仿佛还未散尽，庆功的酒也才刚下肚，李宗仁就敏锐地感觉到，风向变了。重庆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领袖英明决策”，将台儿庄大捷描绘成最高统帅部下一盘大棋中的一步妙手，至于他这个在前线具体指挥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名字被巧妙地淹没在一大堆歌功颂德的词句里，像一粒撒进大江的石子，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更让他心寒的是，原本承诺补充给第五战区的武器弹药，迟迟没有下文。派去南京催要的军需官，在军政部的大楼里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得到的答复永远是“正在协调”、“物资紧张，请贵部克服困难”。

一天晚上，白崇禧黑着脸走了进来，将一份文件拍在桌上。

“长官，你看，这是刚截获的情报。陈诚的第十八军，刚刚换装了全套的德械装备，连山炮都配齐了。我们的报告打上去快一个月了，连几箱子弹都批不下来！”

李宗仁看着文件，上面详细列着陈诚部队的装备清单，那些精良的武器型号，他只在军事杂志上见过。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笃、笃”声。

“健生，你信不信，我们前脚把这份情报递上去质问，后脚就会有一份‘前线战事紧急，为顾全大局，暂缓追查’的命令下来。”李宗仁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喜怒。

“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兄们拿着‘汉阳造’去跟鬼子的坦克拼命？”白崇禧急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急有什么用？”李宗仁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全国军事地图前。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炮火连天的徐州，而是飘向了更西边，那些被黄色标记出来的、名义上归属中央，实际上各自为政的区域。

“校长（指蒋介石）是这棵大树的主干，陈诚、胡宗南他们是主干上最粗壮的枝丫，享受着最多的阳光雨露。我们桂系，还有晋系的阎锡山，川军的刘湘，滇军的龙云……我们都是旁支。旁支要想活下去，就不能光指望着主干漏下的那点养分。”

“长官的意思是……”白崇"崇禧"的脚步停了下来，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校长要的是面子，是绝对的服从。那我们就给他面子。”李宗仁的手指在地图上轻轻一点，“从明天起，给重庆发电，每天一封。第一，歌颂领袖英明，把台儿庄的功劳全推到他头上。说得越肉麻越好。第二，哭穷。就说第五战区弹尽粮绝，将士们只能靠大刀和血肉之躯报效国家，但我们毫无怨言，誓与阵地共存亡。”

白崇禧愣住了：“长官，这不是……这不是认怂吗？”

“这叫‘哄’。”李宗仁微微一笑，笑容里带着一丝狡黠。“对上司，尤其是多疑的上司，你越是表现得像个没脾气的受气包，他就越是放心。这是第一步，哄好‘校长派’。”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拉拢‘中间派’。”李宗仁的手指划过地图上那些黄色的区域。“阎锡山爱钱，我们就想办法帮他搞一批紧俏的药品生意。刘湘在四川缺军官，我们就从自己的部队里抽调几个机灵的参谋过去‘交流学习’，名为学习，实为帮忙。这些人，平时看着不起眼，关键时刻，他们说一句话，比我们自己喊十句都管用。”

“可我们自己都缺东少西的，哪有余力帮别人？”白崇禧还是有些不解。

“健生啊，人情这东西，比真金白银还好用。我们送出去的是几箱盘尼西林，几个人才，收回来的，可能是整个山西、整个四川的支持。这笔账，划算。”

接下来的一个月，第五战区司令部成了全中国最“懂事”的战区。每天发往重庆的电报，充满了对领袖的无限崇敬和对自身困难的轻描淡写。李宗仁甚至亲自撰文，在中央日报上发表，题目是《我所认识的蒋委员长》，文中把蒋介石描绘成一个集智慧、勇气、仁爱于一身的千古完人。

这篇文章让蒋介石龙颜大悦，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拿着报纸对众人说：“德邻还是顾全大局的嘛。”

与此同时，白崇禧按照李宗仁的授意，悄悄地展开了“人情外交”。一批通过香港搞到的珍贵药品，没有送到第五战区的野战医院，而是辗转送到了山西的阎锡山府上。几名在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出色的中级军官，被派往四川，担任了川军几个主力师的“军事顾问”。

这些举动，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很快，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军政部的何应钦，在一次会议上“无意”中提了一句：“第五战区连战连捷，兵员武器损耗巨大，是不是应该优先补充一下？”阎锡山也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私人电报，说“德邻将军忠勇可嘉，实为国之栋梁，其部装备陈旧，恐难当大任，望委座体恤。”

这些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分量完全不同。蒋介石虽然依旧偏心自己的嫡系，但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感受。不久之后，第一批补充第五战区的物资，终于上路了。虽然数量不多，质量也远不如给陈诚的，但毕竟是有了。

拿到物资清单的那天，白崇禧感慨万千：“长官，真让您说中了。这帮人，还真管用。”

李宗仁却显得很平静，他正在用一支毛笔，练习书法。纸上写着四个字：韬光养晦。

“健生，这才只是开始。哄好了校长，拉拢了中间派，接下来，才是最难的一步。”他放下笔，看着白崇禧，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要想办法，架空那些手握实权的‘黄埔派’。”

架空实权派，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陈诚、胡宗南这些人，不仅手握重兵，更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一言一行都能影响最高决策。想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李宗仁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最不可能被察觉的突破口——军官训练团。

抗战时期，军队急剧扩编，基层军官奇缺。各个战区都成立了自己的军官训练团，第五战区也不例外。这个训练团，名义上是培养排、连级干部，实际上，就是李宗仁的“小黄埔”。

“长官，训练团的教官名单拟好了，您过目。”白崇禧将一份名单递了过来。

李宗仁扫了一眼，眉头就皱了起来。“怎么这么多外地人？还有几个是中央军校刚毕业的娃娃？”

白崇禧解释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自己的干部都在前线顶着，实在抽不出人手。这几个中央军校的毕业生，是上面硬塞下来的，说是来‘支援’我们。”

“支援？”李宗仁冷笑一声，“怕是来当眼睛和耳朵的吧。”

他拿起笔，在名单上划掉了大部分名字，只留下了几个他绝对信得过的广西老乡。然后，他提笔在旁边添上了几个新的名字。

白崇禧凑过去一看，大吃一惊：“长官，这……这怎么行！张自忠将军是西北军的人，孙连仲是冯玉祥的旧部，把他们请来当教官，这……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李宗仁反问，“他们现在都是我们第五战区的部队，都是抗日的英雄。请他们来给学员们讲讲自己的战斗经历，分享一下带兵心得，这叫人尽其才。再说了，他们手下那些师长、旅长，难道就不想让自己的子侄后辈有个好前程？我们把他们的子弟都收进训练团，好好培养，将来放出去，都是我们的人。这叫‘筑巢引凤’。”

“可是……校长那边……”

“校长那边，我去说。”李宗仁的语气不容置疑，“我就告诉他，这是为了团结所有抗日力量，消除派系隔阂。这个理由，他驳不了。”

果然，当李宗仁将这份“五湖四海”的教官名单和一份“不拘一格”的学员名单报上去后，重庆方面虽然有些疑虑，但最终还是批准了。在“团结抗日”这面大旗下，任何反对意见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第五战区军官训练团，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李宗仁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这里。他亲自担任团长，每周都去给学员们上课。他不上军事课，只讲两样东西：一个是“如何爱护士兵”，另一个是“如何打胜仗”。

他的话很朴实，没有大道理。他会告诉学员：“你们手下的兵，都是活生生的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让他去送死，得让他死得明明白白。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这叫值。为了长官的面子去冲锋，那叫白死。”

他还会说：“打仗别怕死，但也别傻乎乎地去死。动动脑子，怎么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战果。我们广西兵为什么能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命是自己的，得省着用。”

这些话，深深地烙印在了每一个学员的心里。他们中，有桂系的子弟，有西北军的后生，有川军的汉子，甚至还有那几个被派来当“眼睛”的中央军校毕业生。但在训练团这个熔炉里，他们渐渐被一种新的精神所同化。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某某派系的人，而是“李长官的学生”。

几个月后，第一批学员毕业，被分配到第五战区的各个部队。这些人，就像一颗颗种子，撒进了土地里，悄悄地生根发芽。

而真正的反转，发生在一次看似寻常的军事会议上。

由于日军在正面战场攻势受挫，开始从侧翼迂回，企图包抄徐州。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上，陈诚提出了一个“中心开花”的计划，主张集结主力，在徐州与日军决战。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一旦失败，第五战区的几十万大军将全军覆没。但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他的方案，几乎就是内定的决策。

轮到李宗仁发言时，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表示“坚决拥护委座的英明决策”。

然而，李宗仁站起身，缓缓地说道：“委座，各位同仁。陈长官的计划，勇气可嘉，但恕我直言，此乃兵家大忌。”

会议室里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用震惊的目光看着他。

陈诚的脸立刻涨成了猪肝色：“李长官，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怕了吗？”

“我不是怕，我是为国家几十万将士的性命负责。”李宗仁不卑不亢地迎着陈诚的目光，“徐州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我军装备不如人，补给线漫长。在此与日军决战，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一旦战败，国本动摇。我认为，我们应该跳出徐州，在外线与敌周旋，诱敌深入，待其疲惫，再寻机歼之。”

“一派胡言！”陈诚拍案而起，“临阵脱逃，动摇军心！你这是要葬送整个战局！”

两人在会议上针锋相对，吵得不可开交。蒋介石坐在主位上，脸色阴沉，一言不发。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孙连仲突然开口了：“我同意李长官的意见。我的第二集团军，装备最差，要是硬拼，不出三天就得打光。”

紧接着，张自忠也说道：“我也认为，应该避敌锋芒，不能拿士兵的性命开玩笑。”

随后，川军的代表、滇军的代表，甚至一些中央军的将领，都纷纷表示支持李宗仁的方案。这些人，很多都跟李宗仁没什么私交，但他们的部下、子侄，有不少都出自第五战区军官训练团。那些毕业的学员，在回到部队后，将李宗仁“爱兵如子”、“打仗要动脑子”的思想传播开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上级。

陈诚彻底傻眼了。他没想到，一夜之间，几乎所有人都站到了李宗仁那边。他求助似的看向蒋介石。

蒋介石的目光在李宗仁和陈诚脸上来回扫视，最终，他缓缓地开口：“德邻的方案，也有些道理。这样吧，大家再议一议。”

“再议一议”，这五个字，宣告了陈诚“中心开花”计划的死刑。

会议结束后，白崇禧兴奋地找到李宗仁：“长官，太漂亮了！您这一招，直接把陈诚的军给将死了！这就是您说的‘架空实权派’？”

李宗仁脸上却没有丝毫喜悦。他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轻声说：“健生，我们只是赢了一小步。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

“难道不是吗？”

“你把校长想得太简单了。”李宗仁转过身，眼神凝重，“今天，我们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丢了面子。他嘴上不说，心里这根刺，已经扎下了。他不会让我们轻易跳出徐州的。我猜，他很快就会给我们下一道我们无法拒绝，也无法完成的命令。”

白崇禧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看着李宗仁，突然觉得，这场胜利，像是一个美丽的陷阱。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李宗仁的预感很快就应验了。

三天后，一封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十万火急”电令送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部。电令的内容，让白崇禧倒吸一口凉气。

蒋介石同意了李宗仁“跳出徐州，外线作战”的方案，但他下达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命令第五战区主力在撤退时，必须沿途对日军进行节节抵抗，并且要确保在指定时间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预设的决战区域。而这个区域，是一个三面受敌的绝地。

更要命的是，电令中明确指出，为了“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将由陈诚的第十八军作为总预备队，在第五战区侧后方“策应”。

“这哪里是策应！这分明是监视！”白崇禧将电报狠狠地摔在桌上，“把我们当成诱饵，去钓日本人这条大鱼。等我们跟日本人拼得两败俱伤，他陈诚再出来收拾残局，顺便把我们的残兵败将一口吞掉！好一招‘一石二鸟’！”

李宗仁面沉如水，他拿着铅笔，在地图上反复推演着撤退的路线和时间。每一个节点，都充满了致命的危险。按照电令的要求，他们几乎是以一种自杀式的方式在撤退。

“长官，不能接这个命令！这是让我们去送死！”一名桂系高级将领激动地说道。

“不接？不接就是抗命不遵，临阵脱逃。他正好有借口，可以名正言顺地撤了我的职，把第五战区交给陈诚。”李宗仁的声音很冷，“你看，这道命令，我们接也得死，不接也得死。是个死局。”

指挥部里一片死寂，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所有人都看着李宗仁，等待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命令，我们接。”李宗仁缓缓开口，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但是，怎么执行，得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他抬起头，环视了一圈自己的心腹爱将。“校长不是要看戏吗？我们就演一出好戏给他看。”

一场精心策划的“假撤退”开始了。

明面上，第五战区主力开始按照命令，缓慢地向指定的绝地转移，并且不断地与追击的日军发生小规模战斗。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响彻了整个战场，战况空前“激烈”。每天，都有大量的伤亡报告和告急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武汉。

李宗仁甚至命令部队丢弃一些老旧的火炮和辎重，制造出狼狈溃败的假象。

而在暗地里，一场更大规模的秘密转移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李宗仁将自己最精锐的几个广西子弟师，化整为零，脱下军装，换上便衣，由最可靠的军官带领，趁着夜色，沿着地图上那些被忽略的乡间小路，向着与命令完全相反的安全地带——大别山区，悄悄地转移。

这是一场豪赌。几十万大军的行动，要想瞒过天上的日本侦察机和地面上陈诚的眼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迷惑敌人，李宗仁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命令通讯部队，在原来的指挥部位置，继续保持着高强度的无线电通讯，伪造出指挥系统仍在正常运转的假象。他还让孙连仲和张自忠的部队，在正面战场上大张旗鼓地进行佯攻，吸引日军和陈诚的注意力。

孙连仲接到这个命令时，犹豫了很久：“李长官，我这可是在拿我的老本钱给你唱戏啊。万一……万一你那边出了岔子，我这几万弟兄可就真成了孤军了。”

李宗仁在电话里对他说：“孙总司令，你我都是杂牌，今天他能算计我，明天就能算计你。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信我一次，只要我的主力能跳出去，将来，我十倍报答你。”

最终，孙连仲答应了。

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戏，演了足足半个月。

在武汉的指挥部里，蒋介石和陈诚每天都能收到前线“节节败退”的战报。陈诚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得意。在他看来，李宗仁已经掉进了他亲手挖的陷阱里，只等最后收网了。

“委座，李宗仁部已经快撑不住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陈诚试探性地问道。

蒋介石看着地图上代表李宗仁部队的那个不断缩小的红色箭头，点了点头：“再等等。等日本人把他的主力啃得差不多了，你再上。”

他们不知道，此时真正的李宗仁主力，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平汉线，进入了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彻底摆脱了日军和陈诚的包围圈。

而就在陈诚准备下令“总预备队”出击，去“解救”友军，并顺便完成收编的那一刻，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消息传来。

李宗仁，突然在立煌（今安徽金寨）“出现”了。

他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全国通电。电文中，他首先痛陈了徐州会战中，因为“友军”迟迟不肯增援，导致战机错失的“苦衷”。接着，他话锋一转，宣布第五战区主力已经“成功”跳出日军包围圈，在皖西大别山区建立了新的抗日根据地，并且已经与日军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游击战，取得了“辉煌战果”。

这封通电，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

报纸上，民众们都在称赞李宗仁将军用兵如神，在绝境中为国家保存了几十万生力军。那些之前被李宗仁拉拢的“中间派”们，也纷纷上书，盛赞李宗仁的“大局观”和“高超指挥艺术”。

蒋介石和陈诚，彻底傻了。

他们精心布置的陷阱，不仅没有困住李宗仁，反而成了李宗仁表演的舞台。他们成了全国民众眼中的“无能之辈”和“见死不救的小人”。

陈诚气得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把能摔的东西都摔了。他想不通，几十万大军，是怎么在他眼皮子底下溜走的？

“查！给我查！一定是有人泄密！”他对着电话咆哮。

然而，他什么也查不到。因为整个计划，只有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几个绝对核心的人知道。所有的命令，都是口头传达。那些执行秘密转移的部队，在行动开始前，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是哪里。

蒋介石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天没有出门。他知道，自己这次，输了。输得彻彻底底。他不仅没能削弱李宗仁的实力，反而让李宗仁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而李宗仁的反击，才刚刚开始。

进入大别山后，李宗仁并没有像他通电里说的那样，立刻与日军展开“卓有成效”的游击战。相反，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休整和整编。

他将那些在徐州撤退战中被打散的、不属于桂系的部队，全部收拢起来，重新编制。他亲自到各个部队去讲话，安抚人心。

“我知道，弟兄们心里有怨气。觉得我们被当成了炮灰，被抛弃了。”他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土台上，声音洪亮，“但是，弟-兄们，我李宗仁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从今天起，只要你还在我第五战区的编制里，你就是我李宗仁的兵！我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让你们饿着！中央不给我们发军饷，我砸锅卖铁，也给大家凑齐！我们不要中央的虚名，我们要自己挣自己的前程！”

这番话，说得在场的官兵们热血沸腾。许多非桂系的军官，当场就表示，愿意誓死追随李长官。

人心，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被他收拢了过来。

稳住了内部之后，李宗仁亮出了他的第二张牌。

他利用之前拉拢的那些“中间派”的关系，开始在国统区为自己的部队“化缘”。他给阎锡山写信，不是要钱要枪，而是请他帮忙，在山西采购一批棉花和布匹，为第五战区的将士们缝制冬衣。他给四川的刘湘发电，请他支援一批川盐和药材。

这些要求，都不过分，而且都是为了抗日。那些地方实力派，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很快，各种物资，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运进了大别山。第五战区的实力，非但没有在撤退中被削弱，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

做完这一切，李宗仁才开始了他的第三步，也是最狠的一步——舆论反击。

他授意白崇禧，组织了一批文笔好的参谋，以“第五战区普通士兵”的名义，写了大量的文章和回忆录。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中央，更没有提蒋介石的名字。它们只是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着徐州会战的惨烈，讲述着士兵们如何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坦克。

其中有一篇流传最广的文章，题目叫《我的连长》。文章讲述了一个年轻的连长，在掩护主力撤退时，带着全连的弟兄，死守一个阵地。最后，弹药打光了，连长带着剩下的几个人，抱着集束手榴弹，冲向了日军的坦克。文章的结尾写道：“连长冲上去之前，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李长官，我们没给他丢人！’”。

这些文章，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重庆、昆明、成都……在后方引起了巨大的情感共鸣。民众们被这些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同时也对那个只知道在地图上运筹帷幄，却让前线将士流血牺牲的“中央”，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和不满。

一时间，舆论的压力，全部倒向了蒋介石。

蒋介石焦头烂额。他没想到，李宗仁不仅在军事上摆了他一道，在政治上，更是将他逼到了墙角。他如果处分李宗仁，就会坐实“迫害功臣”的罪名，激起兵变也未可知。可如果不处分，他又咽不下这口气。

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李宗仁又出招了。

他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首先做了深刻的“检讨”，承认自己“为保全部队，未完全执行委座命令，实属有罪”。接着，他话锋一转，开始汇报自己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后取得的“辉煌战果”（大部分是夸大的），并表示，第五战区全体将士，愿意永远作为中央的屏障，为党国效死。

信的最后，他提出了一个让蒋介石无法拒绝的“请求”：恳请委座，批准第五战区在大别山长期驻扎，并就地补充兵员和物资，以便更好地牵制日军。

这封信，写得滴水不漏。既给了蒋介石台阶下，又把自己的要求包装得合情合理。

蒋介石看着这封信，久久无语。他知道，李宗仁这是在给他出选择题。要么，你承认我在这里的合法性，给我名分和补给。要么，我就继续在这里当我的“山大王”，反正人心在我这边，你也奈何不了我。

最终，蒋介石选择了妥协。他回电嘉奖了李宗仁，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象征性地拨付了一批物资。

至此，李宗仁的“平衡术”大获全成。

他用“哄”的办法，稳住了多疑的蒋介石；用“拉”的手段，团结了可以团结的中间力量；最后，用“打”和“拉”相结合的策略，成功地在政治和军事上，架空了以陈诚为首的实权派，为自己和桂系，赢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

在收到蒋介石回电的那天晚上，大别山里下起了小雨。李宗仁站在指挥部的屋檐下，听着雨点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

白崇禧走过来，递给他一件披风。“长官，天凉了。”

“是啊，天凉了。”李宗仁接过披风，裹在身上，目光望向远方黑暗的山峦。“健生，这场雨，下得好啊。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冲刷干净了。”

他知道，这场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只要他还在那个位置上一天，来自明里暗里的算计就不会停止。但至少现在，他为自己，为几十万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争取到了一块可以喘息的立足之地。

他摸了摸身上那件粗布披风，虽然质地粗糙，但却异常温暖。这是用阎锡山送来的棉花做的。他想，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懂得了这个道理，就能在这乱世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和文字均不涉及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