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亮剑》中，赵刚这一角色被塑造得栩栩如生，他既具备文人的儒雅气质，又拥有战士的坚韧意志。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却拥有超群的个人素质，既能挥舞利刃斩敌于无形，又能精准射击，百发百中。初次加入李云龙的部队参与战斗，他便在三百米开外击中了日军的狙击手，这一壮举使得赵刚在以工农干部为主的八路军中声名鹊起，即便是向来独断专行、不惧权势的李云龙也不禁对他心生敬意。

尽管赵刚汇聚了我党众多杰出政工干部的精华，但他身上仍保留着一位开国少将——李震的鲜明原型。

李震，1914年12月诞生于河北藁城，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新闻系期间，便热衷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李震毅然弃文从武，先后在太行军区及八路军129师任职，担任过团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与王近山（李云龙原型）携手共进，成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在王近山担任六纵队司令员期间，李震担任政治部代主任；而当王近山晋升为2野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同时兼任十二军军长与政委时，李震则担任了12军副政委。王近山以勇猛果敢和豪放风格著称，被尊称为“王疯子”。然而，当他与文雅的李震相遇后，两人非但没有矛盾，反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关系之亲密，以至于在建国后，王近山因喜新厌旧与原配离婚，引起公愤时，李震为了保护王近山，不惜辞去军队中的职务，转而担任重庆市总工会主席。尽管李震此举略显不妥，但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忠诚和直率，不仅赢得了王近山的尊重，也感动了周围的干部。直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李震才重返12军，并在朝鲜战场晋升为军政委。

李震，文武双全，军中声望颇高。战友们赞许他才华横溢，智慧敏捷，既灵活变通又不失原则，擅长团结他人，无论对上级、下级、同僚还是旁人，都真诚周到。他的记忆力超群，一眼望去，战场局势便尽收眼底，《孙子兵法》十三篇更是熟记于心。然而，一旦踏入战场，这位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政委便会焕然一新，言辞间不禁流露出激昂之情。这样的他，赢得了从工农干部到知识分子各界的广泛钦佩。正因如此，李震在军队中的晋升之路颇为顺畅。1955年，我国军队首次授衔时，李震荣获少将军衔，实为破格之举。按照规定，抗战时期入伍者一般只能被授予校级军衔，而只有极少数战功显赫的将领，才能获得少将称号。全军中这样的“杰出人才”仅有十人，除李震外，还包括刘有光（国防科工委政委）、谷景生（薄熙来的岳父）等。李震凭借政工干部的身份与他们并肩，足以看出他在军中的高度认可。随后，李震的仕途更加坦荡，先后担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并于1958年晋升为沈阳军区副政委，成为当年大军区党委中唯一一位知识分子出身、非红军时期参军的常委。1966年9月，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推荐下，李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第四政委，进京担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这一步跨越意义重大！在“天下大乱”之际，公安部的地位尤为关键，因此这一任命颇具深意。不久后，因公安部长谢富治病逝，李震接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部长）以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并被选为党的第九、十届中央委员。李震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

出人意料的是，在一片普遍的乐观预期中，李震却意外离世，其身故原因疑为自缢，地点位于公安部大院内的地下热力管道通道之中。

1973年10月22日，星期一，上午九点刚过，上班时间已悄然流逝超过一个时辰，公安部部长办公室的大门前，已有数人耐心等候，请求汇报工作。然而，平日里总是早出晚归的李震，却异常地未见其身影，亦无人能道明他行踪去向。起初，众人尚以为李震可能已赴国务院参加会议，因而并未过分在意。然而，不久后，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亦寻至，这才让众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大家急忙动员力量，四处搜寻，但不论哪个可能的目的地，均未发现李震的丝毫踪迹。

最终，两名热力工人在公安部大院的东南隅，一处距离李震宿舍仅有咫尺之遥的地下供热管道内，约三十米深处发现了李震。只见他脖颈间缠着绳索，半躺半跪在地道之中，悬挂于管道之上，早已气绝身亡。地面上散落着几片安眠药。鉴于在场者均为侦破领域的专家，无需召唤法医，仅凭死者身上的尸斑，众人便一目了然，李震的离世发生在21日的深夜。

公安部长"非正常死亡"！这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自然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更是在中央读书班煞有其事地说：“公安部部长李震死了，百分之九十九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公安部长被杀，古今中外罕见。”

在接到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紧急通报的情况后，周恩来同志亦深感震惊，此案之恶劣程度，甚至超越了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中将不幸遇害的事件。他立即作出指示，决定由中央直接指挥侦破工作：即刻派遣卫戍区一个加强连负责现场保护，对所有地下管道口实施严密封锁，并迅速从北京、天津两地调集专家，与公安部协同开展现场勘查。

挂断电话后，周恩来心中愈发感到不安，随即召集了“913”事件后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以及公安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商讨破案事宜。在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公安部必须确立统一的领导，案件调查工作亦需即刻启动。于是，他指派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相当于常委——政治部主任施义之担任核心小组组长，负责领导公安部的工作。同时，由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等人组成专案组，限期完成破案任务。

在接下来的五天之内，我多次担任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听取各相关部门的工作汇报，深入研究和分析案件细节。此外，我还两次亲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详尽地汇报了李震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政治局对此案作出的研判。

二是，对破案组进行了扩充与提升，显著增强了侦查实力。特此委派刚从湖南调任中央，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相当于副总理）职务的华国锋负责此事。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提供了有力协助，具体负责破案工作的推进。同时，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张其瑞、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卫生部部长刘湘屏（谢富治的夫人）均被纳入破案组成员。随着侦破工作的逐步深入，周恩来总理还从王洪文负责的中央“读书班”中选拔了祝家耀（十届中央委员）和因修建“红旗渠”而广为人知的杨贵（河南省委常委、林县县委书记，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加入公安部核心小组，并参与破案工作。如此庞大的团队阵容，不仅汇聚了与破案相关的业务部门代表，还包含了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同仁，以及负责首都保卫工作的同志。他们的集思广益，共同研判、分析案情，有助于减少分歧，全面掌握案件情况。

三，鉴于北京刚刚破获了苏联颠覆、破坏我国的李洪枢间谍案，立足于苏联等敌对国家“插手”的最坏情况，要求公安部要“扎好篱笆”，做好内部清理工作。他说："我就怕侦察工作上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没有经验，帝修反是有基础的，斗不过人家"。在案件还没有更多的线索，无法确定侦查方向的时候，周恩来做出这样全面、周密的部署是完全必要的。

尽管破案组投入了大量努力，但进展速度并不尽如人意。由于在李震死亡原因——是自杀抑或他杀——的问题上，组内成员存在显著分歧，导致侦查方向长时间无法明确，侦查资源不得不被分散，形成“双线作战”的局面。

在李震遇难的现场，初步迹象指向自杀。众多人士，包括资深公安于桑、副部级领导刘复之及李震的私人秘书，均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然而，也有观点提出，李震可能是在其他地方遇害后，被移至此处，现场被精心伪造。毕竟，李震并无明显的自杀动机。他刚刚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得到了党和国家的信任与支持，家庭关系融洽，正处于事业巅峰期，自杀的可能性似乎极低。此外，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在李震去世前一天晚上还与他通电话，对话中李震谈笑自若，毫无异常迹象。至于李震选择自杀的地点及其自杀的直接原因，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不少同志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他杀”事件。

然而，若是属于“他杀”，那么这“他”究竟指的是谁呢？

部分同仁倾向于以“阶级斗争”的视角审视案件，他们推测，鉴于党的十大刚闭幕，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亦进入关键时期，正值人事布局阶段，李震的遇害是否与此存在某种联系？沿此线索，公安部内部出现的“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的争执问题也因此被热炒。

在文化大革命的开端阶段，谢富治在公安部发起了一系列重大举措。通过“揭发和批判”的方式，他在公安部内部揭露并清除了101名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员，其中22人被逮捕，79人交由群众监督，这其中包括7位副部长级别的干部。与此同时，原有的11个厅局被合并为政治、行政、侦破、治安、接待等五个“大”办公室，人员编制也从1200多人精简至百余。被精简的员工中，部分被送往西郊的政法干校进行集中学习，另一部分则被派遣至公安部在佳木斯设立的“五七”农场进行劳动锻炼。

自党的“九大”召开之后，我国社会秩序逐渐回归正轨，那些曾“靠边站”的干部也陆续获得了“解放”。公安部亦有不少干部得以重返工作岗位。由此，原本存在深刻矛盾甚至对立的“两拨”干部不得不共事一室。李震及部内一直任职的领导们，期望那些“解放”出来的干部能够“不计前嫌”，按照上级的要求“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与同仁和睦相处。然而，其中部分“解放”干部却对此置若罔闻，他们不仅急于对过去的事故进行是非评判，还对对立的一方持有强烈的不满。固然，这些“解放”干部的情感可以理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一段不明不白的去留，换作任何人都会感到难以接受。然而，问题在于，那些事件发生在大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并非简单的对错问题，更非仅凭公安部就能辨明的是非。因此，这些“解放”干部的言论和行为被视为针对现任领导，借题发挥“算旧账”，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一时间，双方关系紧张，甚至闹得不愉快。就连周恩来、纪登奎也不得不多次亲自出面劝解，但收效甚微，双方依然水火不容。直至李震逝世的前一天，双方还在会上为这件事争吵不休，以至于会议都无法继续进行。

“追溯过往的账目，其目的实则在于夺取权力！”在部分人心中，这一逻辑观念根深蒂固，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将那些“算旧账”者视为首要的怀疑目标。

恰如“邻人疑斧”的故事一般，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警方终于搜集到了一些指向李震遭遇“他杀”的“证据”。

据李震配偶所述，李震于21日晚接到一通电话，声称需赴部里开会而离家。然而，该电话通话记录却无法追溯，且无人承认曾拨此电话。究竟有何要事，竟需李震深夜亲自与会？为何有人能在短时间内罗列出李震多达十一条“自杀”理由？据技术鉴定，吊死李震的绳子是从其办公室窗帘上剪下，而剪绳所用的剪刀正是李震秘书日常裁信封所用的。既然李震是从家中出发，为何不随身携带一条自杀用的绳子，而是离家后先至秘书处取剪刀，再回办公室剪取窗帘绳，最后前往热力坑道上吊？李震身亡地点非拐角、不隐蔽，亦无特殊位置特点，为何他会选择这样一个不符合常人“选址”心理的地方？这一切显得异常不合常理……

在整理某位领导文件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份涉及公安部各司、局、处领导干部人事调整的计划书。从计划书上的签署日期看，名单中有些人的职位尚未恢复，仍在等待安排。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何会被纳入这份“方案”之中？于是，有人开始推测，这份名单很可能并非经过正规组织程序制定，而是由个别人员擅自拟定。若要实施此方案，似乎需要移除李震这一“障碍”。据此推断，李震似乎已成为某些人关注的焦点。公安部内由此弥漫着不安气氛，同事们之间互相猜疑，使得日常工作难以正常进行。

真相如何？

正如华国锋在破案组会议上所强调的，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最终的结论都必须在经过详尽的调查研究之后方能得出！随着调查工作的逐步深入，那些所谓的“疑点”大多已被逐一排除或找到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支持李震自杀的“证据”却逐渐增多。

一.李震在去世前几天曾到卫生所拿过一瓶帮助睡眠的药"速可眠"。现场散落在地上的药片、李震口中含着的药片，以及尸体解剖后从胃里取出的药片，都是这种药，而且，加起来刚好是100片，正是一瓶的量。

二. 在那段时间，李震的状况一直令人担忧。刘复之回忆道，一名公安干部因违规跟踪叶剑英的座车而被察觉。尽管叶剑英元帅宽容地表示，此事与李震并无直接关联，李震仅需承担管理责任，但他仍旧忧心忡忡，深怕因此陷入险境，甚至丢掉性命！以至于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中，他心神不宁，精神恍惚，连服务员都对此感到诧异。

三. 在1973年11月9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亲自率队，组织了一批知名医生与法医专家，对李震的遗体进行了详细解剖检验。经检查，未发现任何他杀迹象。与此同时，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及广东四省市的公安技术人员也完成了对现场的综合勘查，他们一致认为，现场留下的痕迹与自杀现场的特征相符。

李震因积极投身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暴露后，因畏惧罪责而选择自杀。同时，对在李震案件中受到牵连和冲击的同志进行了全面平反。

李震案终审落幕。